近十年来，儿童牙颌畸形的早期矫治（简称早矫）一直十分红火，在这股“早矫热”的背后，却潜藏着一个普遍的认知偏差：许多家长乃至非正畸专科医生将早期矫治简单等同于“给孩子戴个牙套排齐牙齿”。事实上，早期矫治作为儿童颅颌面发育管理的核心环节，涉及生长发育规律预判、多学科协同诊疗及个体化方案设计等多重维度，是一项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系统医疗工程。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讲，“早期矫治因涉及骨骼的生长改良，就不是简单的治疗”。本文将从诊断、时机、病情及技术选择四个核心维度出发，结合临床实例与专业技术细节，深入剖析早期矫治的临床复杂性，旨在为广大口腔医生提供实践参考，并推动公众建立正确认知。

早期矫治思想第二次革命的三个观念

儿童牙颌畸形的早期矫治，不是简单治疗，有时候病情是非常复杂的。

早期矫治，有时候需要2—3种以上的矫治器或者方法联合使用，才能达到家长和医生的目的。

早期矫治更需要多学科联合，多学科合作分大范围和小范围两种，大范围所指的是口腔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各亚科合作，如儿科、耳鼻喉科、精神科、遗传发育学等；小范围指口腔医学内的口腔正畸、口腔内科、口腔外科、儿童口腔医学等亚专业的合作。近年来受环境影响，张口呼吸儿童、儿童的心理障碍等心理疾病越来越多，更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支持。

早期矫治时机的复杂性：个体化干预的时间窗判断

20多年前，我提出这两个观念是错误的，“12岁才能矫牙”和“牙齿换完才能矫牙”，还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。其实这两个观念存在了几十年，影响太深，成为早期矫治中最大的认知误区，现在大多都可以说这两个观念都是错误的。临床上，家长总希望医生给孩子一个最佳的矫治时间，但事实上早期矫治的复杂性恰恰体现在：每个个体的牙齿都没有统一的最佳矫治时间。各类早期错畸形的矫治时机，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，目前仍缺乏长期的循证医学研究来达成共识。正如我在《牙矫正 三字经》里所述：“每个人，畸形各异，最佳期，也不一”。每个个体的最佳矫治时间，须由口腔正畸专科医生进行诊断分析后决定。如颌骨畸形的矫治时机则最好是在生长高峰期前进行，“骨骼畸形如青枝，矫治宜早不宜迟”。对于恒牙列初期的矫治，一般在12岁左右展开。

针对“地包天”这一矫治难题，我提出爱牙金句“反是急诊，发现即矫治”，提示前牙反的治疗时机应越早越好。我的团队曾接诊过一例上颌小而窄的11岁儿童，为骨性Ⅲ类错的病例，已处于最佳矫治期的末班车，需要尽快解决骨性畸形问题。

骨性Ⅲ类错病例头颅侧位片

早期矫治时机的复杂性：超越牙列排列的多维评估

早期矫治的成功首先建立在准确全面的诊断基础上。这一过程远不止于牙列排列的视觉评估，而应综合考虑包括颌骨关系、肌肉功能、气道通畅性、口腔不良习惯、软组织状态等多方面因素。诊断需借助X线头影测量、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（CBCT）、口内扫描、肌功能分析仪等先进设备，从二维到三维、从静态到动态，全面评估患者的牙性、骨性及肌功能因素。我的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，很多形态类似的错，其成因和机制迥异。

颌骨发育异常是早期错畸形的核心病因之一，但其评估绝非“肉眼观察面型”那么简单。目前临床常用的评估手段包括X线头影测量与CBCT，二者结合可实现颌骨位置与形态的量化分析。例如我的团队曾接诊一例主诉“牙齿不齐”的患儿，初诊时肉眼观察仅见上颌前牙轻度拥挤，但进行CBCT检查后发现患儿上颌骨宽度较窄，且双侧上颌尖牙高位埋伏，牙根已压迫邻牙牙根。

上颌尖牙埋伏的病例曲面断层片

若仅进行简单排齐，不仅无法解决颌骨宽度不足的问题，还可能导致埋伏牙阻生加重。正是通过多维影像评估，团队才明确了“上颌骨发育不足+埋伏牙阻生”的诊断，为后“扩弓+牵引埋伏牙”的方案奠定了基础。

肌功能异常是早期错畸形的“隐形推手”，其评估需结合动态观察与功能测试。临床中，我们会通过“唇肌力测试”判断唇肌功能：若唇肌松弛，患儿易出现前牙开或上颌前突；通过“舌位检查”评估舌功能：舌前伸习惯易导致下颌前突（反），而舌后坠则可能与气道阻塞相关。气道状态的评估则需与耳鼻喉科协作，通过鼻内镜检查判断是否存在腺样体肥大、扁桃体增生，结合CBCT的气道径线测量（如鼻咽部气道最小横截面积），明确是否存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（OSAHS）等。

儿童的口腔习惯（如吮指、咬唇、吐舌）与遗传因素，是诊断中不可忽视的“软指标”。例如，持续至4岁以上的吮指习惯（尤其是拇指吮指），会因手指对上前牙的压力导致前牙开、上颌牙弓狭窄；而“地包天”（前牙反）患儿中，具有家族遗传的患儿的颌骨发育异常往往具有“进展性”，需更早干预。

我的团队在临床中建立了“习惯－遗传评估表”，通过询问家长 “孩子是否有夜间磨牙、是否喜欢张口睡觉”“家族中是否有正畸史”等问题，结合临床检查，构建完整的病因图谱。完整的诊断不应止于形态学层面，而应结合生长发育阶段、家族史、口腔功能习惯等，进行多参数、动态化的系统分析。针对生长发育阶段这一正畸诊疗时的重要因素，临床医生最常用的是颈椎骨片，总体准确率可达到72%，而手腕骨片作为判断生长高峰期的传统金标准，可以提供更为详细的骨化信息，准确率可达到85%以上。而对于扩弓、前方牵引等治疗，还可采用腭中缝、颧颌缝等骨缝成熟度来进行更为精确的判断，见近年来国内我和高璐、李熙嵚等人的研究。这要求正畸医生不仅具备扎实的解剖学、影像学知识，还需理解生长发育规律和肌肉功能学原理。而且，近年来受环境影响，口呼吸、精神心理障碍的儿童增多，甚至需要耳鼻喉科、呼吸睡眠科、精神心理科等多学科协同支持。

个体化干预的时间窗判断

早期矫治面临的病情范围极广，既包括个别牙反、乳牙早失等相对简单的问题，也涉及如唇腭裂术后颌骨发育障碍、严重骨性Ⅲ类错、多生牙及埋伏牙等复杂病情。我在30多年前就曾提出，在牙齿换完之前，至少有20余种牙颌畸形和异常情况在“12岁前”需要处理。

对于看似简单的问题，临床中则需警惕 “表象背后的隐匿病因”。例如，乳牙早失（如乳磨牙过早脱落）若仅简单佩戴间隙保持器，可能遗漏“恒牙萌出异常”的问题——CBCT检查常发现，乳牙早失后，恒牙萌出路径可能偏移，甚至出现埋伏阻生。因此，对于乳牙早失患儿，我们需先通过CBCT评估恒牙萌出情况：若恒牙萌出路径正常，可佩戴带环丝圈式间隙保持器；若恒牙萌出路径偏移，需在间隙保持的同时，制定后续牵引方案。再如个别牙反（如乳尖牙反），看似仅需“矫正乳尖牙”，但需排查是否合并颌骨宽度不足；若上颌牙弓狭窄，单纯推正乳尖牙后，反易复发，需同步进行上颌扩弓治疗。

对于合并多种错畸形的复杂病例，常需多阶段、多方法联合治疗，且治疗结果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。例如，我的团队曾接诊过一例8岁男孩的复杂病例，他不仅上颌前突（“龅牙”），还合并下颌后缩（“小下巴”）及尖牙埋伏阻生，属于复合型的错畸形。对于此类病例就需要制定周密的治疗计划，分阶段精准干预，有序使用多种矫治装置，并密切监控牙颌系统的反应。

矫治装置的策略性组合与应用

25年前，我首次提出矫治思想的革命，否定了“12岁才能矫牙”的传统观念，并主编了《口腔正畸早期治疗学》。

《口腔正畸早期治疗学》书籍封面

当时可能被视为异端学说和奇怪理论，但如今几十年的临床实践证明，部分病人在12岁前进行早期矫治，是非常正确的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如今，随着固定矫治、隐形矫治等技术的进步，有些传统的正畸观念如“早期矫治就是简单矫治”仍未更新。鉴于儿童牙颌畸形的复杂性和严重程度，以往提倡的“一种矫治器完成全部早期治疗”是不现实的，有时一个早期病例需要2—4种矫治措施并行或序贯使用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早期矫治效果。于是，我提出了第二次早期矫治思想革命：① 儿童牙颌畸形早期矫治，不是简单的而是比较复杂的。② 早期矫治有时需要采用2种以上的矫治器。③ 早期矫治也需要多学科整合治疗。

例如上文中的8岁男孩的病例，就需要“四步走”，第一步先拔除三颗滞留的乳牙，为高位埋伏的恒牙腾出萌出空间，给埋伏的恒牙“拆墙让路”；第二步在过早脱落的下牙处制作间隙保持器，避免后牙前移占据空间；第三步要佩戴局部的固定矫治器，因上门牙太突，几乎与水平面平行，无法先试用功能矫正器，故使用固定矫治器压低伸长的上颌后牙、内收前突的上门牙，同时压低下颌前牙；第四步使用功能性矫治器引导下颌向前生长，让“小下巴”赶上生长节奏。

上颌第一磨牙阻生病例CBCT图

早期矫治的核心不是工具，而是医生的生长发育预判能力。同一患者在不同治疗阶段可能需更换甚至组合使用多种矫治器，以实现“先骨后牙”“先功能后形态”的治疗目标。矫治器的选择与应用顺序，直接影响疗效的稳定性与患者的生活质量，因此必须建立在全面诊断与生长预测的基础上。

22年前彭友俭教授专访（来源于患者珍藏）

过去的“早期矫治是简单矫治”之结论，是基于“多采用活动矫治器、CBCT不普及、无AI诊断技术、初始阶段的固定矫治技术”的发展限制，而现在，早期矫治是一项集诊断、时机把握、病情评估与技术实施于一体的系统性医疗工程。其复杂之处在于需在动态生长发育中预判趋势、在多重致病因素中识别主次、在多种矫治技术中做出策略性选择。正如我所强调：“合理早期矫治，效果事半功倍；不当早期矫治，效果事倍功半。”唯有通过专业、个体化及多学科协同的诊疗模式，才能在早期矫治中真正护航儿童颌面健康与全身发展。（彭友俭、李熙嵚）